象与马的虚化——中国古人的抽象思维

王立(本站顾问)

        伟大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写出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引导全世界关注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这话不假,然而中国古代抽象思维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象是一种体形庞大、性情温顺的动物,早就成为人类的朋友。它怎么会成为形象、抽象、天象、象征的“象”?马作为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又是怎样变成号码、尺码、筹码的“码”呢?

        我们在小学课本上学过《黄河象》,知道几百万年前黄河流域暖和湿润,是适宜象生活的。河南简称“豫”,来自上古的“豫州”,“豫”字有象,是那里有象的见证。舜曾居妫汭,后代以妫为姓。舜弟名象。舜“葬苍梧九疑山之阳......下有群象为之耕。”“为”字古从手从象,表示马又象,引申为一般的行为“做”。妫、沩暗示象图腾。直到商代,黄河流域仍可见到象。甲骨文不仅有象字,而且有使用象和以象为族徽的记载。象尊为象的样子,上边的盖是一头小象。由于气候变迁,象的分布渐往南移。《尔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象在秦汉时,对北方人来讲已是稀奇的物种,而南方用象却不稀奇。

         象在上古时代与人们的关系比我们想像的要密切,象的意义抽象成为“形状、样子”,天象、气象、形象、想象等词的内涵反映了先民的认识过程。《韩非子.解老》:“人希见其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是作者对动物“象”与抽象的“象”之间关系的探求。象的这种语义上的扩大,应在夏代以前。《尚书.皋陶谟》:“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方施象形,惟明。”如果此篇作于四千年前,就可以推断象的引申义在当时已产生了。《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矣。”马王堆帛书《系辞》多数“象”写作“马”,是抽象的概念。《易》最初是否这样写呢?不知道。

        《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般的理解是:最方正,却没有棱角;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制成,最大的声音听起来反而稀声,最大的形象,看起来反而无形。这种解释停留在文字表面,与《老子》抽象思维的实质格格不入。王乐耕先生的诠释:“合乎道的方术是不伤人的,‘天下神器’是免于合成的,‘道之出言’听不到它的声张,关于道的抽象看不见它的形状。”此说很深刻。《老子》所论“德”、“道”,都是抽象的概念。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本段开头四句中的“大”,都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名词“道”。“大音希声”,若照字面来讲,简直与本地俗话戏言“一个黄昏的早晨,一位年轻的老人......”同类了。三十五章:“道之出言”乃“大音”的真义。“视而不见”即“大象无形”,“听之不足闻”即“大音希声”。融会贯通,玄机不玄。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哲理上,《老子》都堪称抽象思维的范例。《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上,复反无名......”象由物旬进而成为看不见的“道”的“抽象”,难以领悟,古今一理。

        《周易》用卦爻象征天地万事万物,比《老子》易于理解,是更具实践意义的抽象思维体系。《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卦象是抽象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用它去制器,去发明创造,表明易理并非为玄妙而玄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所宜,故谓之象。”《说卦》每卦有若干种象征物。《易略例.明象》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触类可忘其象,合义可为其片。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物象只是道的说明手段,不是目的。《乾.象传》:“天行健”,《正义》:“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地中生木也,皆非虚言,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卦辞的形式是为“道”服务的,象之实假是表面现象,抽象地探讨卦爻的变化才是易的用途。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与通得本有许多差异,最令人吃惊的是用“马”代“象”。如“在天成马,在地成刑”,“圣人设卦观马”,“是故吉凶也者,得失之也......刚柔也者,昼夜之马也”,“缘者,言台马者也”,“古者戏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印[仰]则观马于天”......这些“马”,相当于“码”,与“象”同义。马作为抽象的概念使用,不如象普遍。《礼.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注》:“胜筭也”。赌博的人用物衡钱叫“马子”。马王堆帛书《系辞》中也有用“象”的地方,“《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一章,用“象”客观存在,不用“马”。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书,《六韬》,有“如景之象其刑也”。断言《系辞》本来只用“马”而不用“象”是不可信的。周代“象”的引申义已广泛使用,比“马”普遍。马王堆帛书《系辞》可能是一种版本。帛书《老子》用“象”不用“马”可为佐证。若说通行本《易》把“马”改为“象”在通西域之后,也过于疏忽。象的使用早已如此,其形成当在远古,何必归因于印度?借助出土文物来考证“象”与“马”的抽象用法,对于正确认识古代中国思维方式是有益的。

        周秦汉时期,诸子著作、史书及其它文献反映出中国古人民展现了抽象思维,名家专讲名实关系,阴阳五行用于解释万事万物,《论衡》无神论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各自以不同的理论阐发,各自达到了不同的深度和广度。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后来科举的推行,纯粹的科学没能进入足够广阔的学术领域,终于导致中国科技被欧洲人超过了,而中国科技反而退步了。这样的局面到二十世纪才得以改变,一切从西方学来之后,再审视古人的思想,与古希腊哲人的成就,确实是难以相比的,因为它们的土壤不同,环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