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的标准

王立(本站原创)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自然是按《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算起。课本上说黄帝距今四千多年,过于含糊。又说夏朝是第一个国家,尧舜禹尚处在部落联盟时代,禹传子启,才有了国家。这分明又与《五帝本纪》所说黄帝“代神农氏”,有官员,有礼乐制度等实际是国家的记载矛盾。

    文明的标准有很多,关键是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文明时代是采用较高的尺度还是较低的尺度来衡量。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人类本是动物界的一个部分,人类怎样真正脱离了动物的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从野蛮到文明,人类从非文明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个变化使人真正成为人,特别是成为今天的人。”夏鼐先生也讲过,有人认为“文明”“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具体到文明时代的认定,一般采用西方的标准,即青铜器冶炼技术、宗教礼仪、文字和城市。被西方公认为最早进入文明殿堂的古埃及,并没有城市。南美洲的古代秘鲁,并没有文字,著名的印加帝国采用结绳记事。西方的标准是不能适用于世界各古老文明的。

    西方的文明标准是根据已知的认识归纳出来的,不是普遍规律。把某几个地方的文明的表现形式说成是形成文明的必备因素,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客观也不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年代,学者一般认为原始社会畜牧业的出现农业的出现之前。《社会发展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三版,上册第16页)就是这样表述的。现在主张牧业文明是在农业文明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这样的认识变化不能不改变我们对原始社会与文明时代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中叶,不少人根据商代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认定商代原始社会。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相信夏代已有国家,可没有发现夏代文字。龙山时代有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当时已有国家确切无疑。

    人们常说,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有五千余岁。这是根据什么说的?显然是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弄清大致年代不成问题。从黄帝、少昊、夸父的年代有重合,可以相信黄帝生活在距今5000-5500年之间。与少昊密切相关的玛雅文明,使用的因法起算点公元前3114年,应与少昊事迹有关。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少昊的时代,与玛雅历法起算和汉语玛雅语分离时间研究结果相符。《山海经》记载:“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郭注:“桃林,今宏家湖县.....饶野马、山羊、山牛也。”武王灭商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水经注》)夸父山在河南灵宝。仰韶文化遗址在灵宝市星罗棋布,已知70多处,尚未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其中已发现(1)川口聚落群有特级聚落2处,各有7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3处,面积分别是45万、30万和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6处,三级聚落16处......(2)铸鼎原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95万平方米,一级聚落2处,二级聚落3处,三级聚落19处....(3)豫灵镇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80万平方米。....(4)五亩、朱阳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60万平米.....因为各聚落群距离很近,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研究》)可以看出,夸父之山一带确实是夸父族人生息之地,仰韶文化晚期有夸父和黄帝,不能只看成黄帝时代。《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桃林之虚暗示桃林一带有过繁华的历史。桃林又叫邓林,《山海经》说夸父的手杖变成的。商周时金文有“夸”族徽。可见夸父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黄帝陵本来也能提供年代学的证据,与少昊、夸父的资料相参照。

    《史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代神农氏”、“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显然是认可神农氏为一个有国家政权有帝王世系有文化传统的文明时代。在选用史料时慎而又慎的太史公只是不知道才不谈“神农以前”,根本没有否定神农以前的历史。不知道以夏朝为第一个国家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尚书》从尧开始,是谁抛开尧舜专盯上了禹呢?《易经.系辞下》说“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难道是凭空捏造的吗?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伏羲在文化上的贡献都值得大书特书。古人以伏羲为百王先是不是言过其实呢?从河南贾湖遗址来看,当时有宗教活动,有龟灵崇拜、犬牲崇拜和祖先崇拜,已有占卜刻辞(不论是不是文字,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有权形骨器、有乐器......有学者对贾湖占卜遗物进行了研究,表明古史书说“伏羲始画八卦”是可信的,这一事实为确定伏羲生活在约8000年前提供了依据。龟卜与刻辞的习俗一直可上溯到8000年前。权形骨器作为首领身份的标志,可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类似的陶器对比,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没有青铜器,只要有首领权力的体现(器物),就应认定为文明时代。燧人氏应是确指,并非对人工取火的记忆,因为钻燧取火直到二十世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留着。《帝王世纪》:“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有人说燧人氏为伏羲氏的父亲。雷泽在今天山东菏泽东北,已淤。《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面.....”雷神为龙图腾。华胥为莱麦图腾。成纪在今甘肃天水。与神农之母游于华阳,生神农于厉山(也说尚羊山或裳羊山),神农长于姜水,葬于湖南相对照,可以看出,在伏羲之前,先民迁移的地域是很广大的,绝不是氏族公社成员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活动所能比的。华胥陵在陕西蓝田。有一种说法认为“华夏”的“华”始于“华胥”,以华胥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也写作赫胥,《帝王世纪》列在伏羲之后。连云港将军岩岩画有莱麦图腾像,人与莱麦合为一体。这显然出自以莱麦为图腾的先民,很可能是华胥氏所属的部族。如上所述,中国确切可靠的世系可以追溯到燧人、华胥、伏羲时代。这样有明确地点、人物和实物证据的历史,不是若有若无的原始社会神话,而是文明时代初期的真切的历史。

    《越绝书》把宝剑说得神乎其神,可是第十三篇《外传记宝剑》风胡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跌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一段话是世界史上最早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比欧洲人把人类历史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法早了两千年。更重要的是,欧洲人的理论是基于欧洲和近东,没有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风胡子虽然不了解几千年里的已逝去的人们留在地下的文物,却清楚地讲了石、玉、铜、铁依次为“兵”的事实。这只能说是春秋战国时代 ,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来自代代相传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承。风胡子肯定轩辕、神农、赫胥处在早期阶段,肯定玉器时代这个中国文明特点,对于我们探讨文明的标准是很有力的论据。玉器早就在自然界存在,兴隆重洼、河姆渡在七、八千年前已有玉器,但在中原地区还未利用。良渚文化大量精美、杰出的玉器只有在国家统一指挥下才能生产出来。玉器作为国家重器,和青铜器的地位、作用是一样的。《山海经》记载的产玉、用玉的内容岂是后人虚构所能写出的?我相信考古工作能证实这些记载,证实《五藏山经》材料来自三皇五帝时代。《史记》开篇讲黄帝“获宝鼎”,《孝武本纪》公孙卿讲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黄帝骑龙升天,已是神话,考古发现6000年前一些地方已有铜,到4000多年前青铜冶炼技术已经出现。铁的情况与玉、铜相似,存在已很久,但正式应用(以之为“兵”)要晚。《尚书.禹贡》、《山海经》记产铁的内容写于4000年前是可能的。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应当加以注意。

    文明的标准不应是绝对的,而是发展的。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还未取得共识,这是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理应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开始。最初文明的程度很低,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8000年前与3000年前的最先进文化处于同一水平,才是荒谬的。中国古老文化的几个要素:龙蛇崇拜、扶桑、八卦、昆仑、龟卜与刻辞、玉器等,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前后是连续传承的。环太平洋文化区的许多古老民族,和中国一样保存在中国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一些文化面貌,如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对于太昊的记忆,表明太昊应是有较高文化的,把文化传往海外,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一位首领,应当是文明时代初期的一位王。《易经》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是恰如其分的。

    美国的格雷.M.费曼指出:“历史的发展导致国家、阶级、城市的出现,也促使文字或其他复杂系统的产生。但是,在世界各地,交流,信息管理技术方面的突破性发展都晚于国家的诞生。因此,最早的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产生的原因,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一针见血地指正了以前学术界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盲目推崇、言过其实的论述。其实古埃及、两河流域成熟文字的产生根本不比中国早!古埃及没有城市也算国家,中国6000年前已有城市,却说是原始社会,甚至苏美尔王表一位王在位几十万年,可以相信吗?中国已知的传世文献不早于西周,并不是四、五千年前没有文献,而是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古埃及、两河流域文字记载保存得好,容易被人认可。

    我们不需要夸大或贬低什么,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不该被排挤。文明的标准不能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标准内容,一时说不好,以后会有专家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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