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相对论

----一个大同语者的语言观

王立(本站原创)

 

    浅薄的人动不动就廉价地使用“绝对”、“最”,却不想想“相对”有多么可贵!大师们的文章平易得如同说家常话,“积木论文”却堆满了连他自己也未领会的名词术语。《语言相对论》没有一条高深的定律,只是针对一些常见的误区略加探讨。

一、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一切语言都是在变化的。词汇的变化最快,只需十年就可以看出来,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流行语,大部分昙花一现,只有少数幸存下来。语音与语法的深化虽然慢,经过五百年还保持稳定不变的语言是极少的,在各国官方语言中,多数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内方形成的,或是在文字、语音、语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土耳其革命后,阿拉伯字母让位给拉丁字母。俄语字母表和读音有了改变。日语假名用法的改变程度也很大......

    谁都希望语言能保持稳定,受过教育的人不太欢迎语文改革。汉字的简化字自古就活在人们的笔下,五、六十年代的简化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可不少人不肯采用,以繁体为正体,就像有了火车,还说大马车是正式的“车”,火车名不正言不顺。鲁迅先生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奠定了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雄厚坚实的基础,可是当初反对者如同洪水冲击堤防,险恶的情形早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与现代的普通话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听一下那时的电影或老唱片,语调明显不一样,听起来怪怪的。“和”这个连词被读成hàn (台湾至今仍有这种读法),并没有字书上的依据。《辞源》注音为:户戈切,平,即hé;胡卧切,去,即hè,普通话改用hé是科学的。白话文先驱们为了丰富汉语的词汇和句法,做了大量探索,如鲁迅先生用过以下句式:

(1) A的B,的C,的D ......

(2) “形容词+的+地”做状语。

(3) 没有 ......以前。如《未有天方之前》是演讲题目。

    第(1)、(2)种现在没有人用了,二者借自外语,是没被人们接受的。第(3)种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却一直被普遍使用。如果有个作为规定句型的规范,也许迟早会被正式接受。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借鉴与创新,是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比起林琴南破绽百出的文言文来,实在是天壤之别。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大陆的汉语、汉字为标准,港、台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却非要保守,其实那里的人民讲话与大陆一样生动活泼啊!

    想让语言一成不变,只有僵化的头脑才可以忍受。古人作文言文,目标是向先秦看齐,可一个活人,怎么会完全说出很久以前过时了的语言模式呢?唐代古文家的作品当然含有时代的烙印。如果让孔夫子与朱文公对话,我相信二位是无法交流的。藏文、蒙文作为表音文字,创制时是拼写和发音一致的,然而现在发生了巨变的语音使文字变得难学了。朝鲜文“训民正音”创制才五百多年,无论字母的发音和下词法都有了较大变化。历史造成的变化是无法抗拒的。不规则的可能变得规则了,原本通行无阻的规律也会被时间的长河冲洗得面目全非。

    既然民族语言是,注定要变的,就不会有一劳永逸的国际辅助语。国际辅助语是为现实服务的,是活的语言。Esperanto靠着不止一代人的不懈努力,顽强地生存下来。它的确比任何民族语言都简单,可还不是最科学的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它应当有变化。“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要是允许改革,它的生命力会更旺盛。事实上这是不许可的。保持稳定是它的准则,却成了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原因。国际辅助语是在乎形式上的长命呢,还是在乎Zamenhof崇高的理想呢?如果错误地选择了与历史规律背道而驰的“稳定”,就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初衷再好,方法不正确,也无法到达成功的彼岸。

    大同语不是教条。它从语言学宝库中吸取了精华,来到了现实世界,决心在这全球化时代为消除语言障碍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国际辅助语的理想与现实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坦然面对时间造成的变化的客观需要,才能主动地完善自我,与时俱进。

二、语言与方言

    语言与方言的界限不是十分明确的。方言是语言的内部变体。因为地域或阶层不同而体现出发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有专家说,古埃及早期语言没有方言差异是中央集权的结果。这是片面的,现在所见到的古埃及文字,主要是纪念性质的,标记性的作用,后来才有了文学作品,就像甲骨文只是占卜用的语言。

     以一个侧面代替全部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从美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现象可以看出,原始人群语言不是单一的,而是繁难的,邻近村子之间不能交流是不新鲜的。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大部分方言之间难以互相通话,即使在官话方言内部,如山东、山西、甘肃、云南的方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如果按不能听懂彼此的话划分语言,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都有理由作为不同语言,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按地域划分,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英语有理由作为不同语言,事实不是这样。可在实际研究中,蒙古语的方言在国外就有当作独立语言的做法。乌尔都语与印地语有共同的口语,叫印度斯坦语,甘地号召以此为全国通用语,印、巴分治后,这种简明的语言消失了,乌尔都语与印地语的差距在拉大,印度竟没有一种通行全国的本族语。印尼语是从马来语方言发展而成的,印尼语、马来语经过努力,在拼写上趋于统一,虽说词汇的差别无法改变,拼写上的改革有助于东南亚的交流与进步。这与印、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汉语的方言称为“话”,不应使用“语”。如闽话,不能叫闽南语。有些居心叵测的家伙造出一个“台语”来,妄图作为幻想中的“台湾”国的“国语”。追星的朋友们上了当,亿口同声地争说“台语”,悲夫!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不论汉族,还是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全是中国人。考古学早已雄辩地证明,高山族是古代东南沿海居民迁往宝岛之后产生的民族,中古以来其他民族的移民根在大陆就更不用说了。闽南话是在东南沿海发展成的,而不是从台湾岛传到福建等到地。“台语”纯粹是胡说八道。研究语言学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台语”,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它的英文是Tai,相当于通常说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中国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等,在国外分布在泰国、老挝、越南、缅甸、印度等地,是东南亚十分重要的一个语言群。如果让国际语言学界知道台湾有人冒用“台语”这个名词,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方言差异由于无线电的普及而减少。汉语却不是这样。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比普通话更有人气,以至于专门有人在北方开办教授上海话、广东话的培训班。天津的市区是一种源于安徽宿州的方言(天津话),郊县大部则是一种接近北京话的方言,可是农村人去市区,不是讲普通话,而是得讲天津话。不会讲天津话,常常受到歧视。台湾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普及了“国语”,可大陆推广普通话工作收效甚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国际上对方言的消失看作文化上的损失,采取了记录语言特征,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等措施,建立方言的资料库。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导致方言消失,是普遍现象。中国会是例外吗?

    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汉藏语系这一假说,在汉语、藏语的各方言中能找到积极证据。汉语的漫长历史,在各方言中有不同程出度的时代印迹,闽南话保存了大量上古词汇,表明《尚书》等史书有真实的史官记录,并非全出于后人伪托。日、朝、越语记录的汉语读音具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异。这在历时研究(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中有当代方言无法相比的价值,比如“人”,在朝语里读“in“,与东北、山东发音一样,日语中读nin,jin等,nin是六朝时期江南的读音(吴音),jin是唐代陕西的读音(汉音);越语中读nhân,也来自南方的读法。研究方言的人如果结合这些有用的资料,视野会更广阔,见解也会更深刻。

    怎样对待方言呢?大同语是交流的媒介,不革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命!普通话也应当充分发挥全国各族人民交流媒介的作用,方言的命运应当顺其自然。如果方言林立的现状不妨碍国家的繁荣与民主,那么用不着消灭方言,只要讲方言的人别强迫会普通话的人非学方言不可就是可以接受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其说是经济现象,不如说是类似封建割据的病态心理。全国一盘旗,消除隔阂克服方言的阻碍是首要的任务。手段就是:真正普及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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