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语言寻根(上)

王立(本站原创)

      基因研究得出的结论----人类起源于非洲,使人种、民族概念大打折扣。就算这是真的,也仍然无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如果旧石器时代的人们能迁往世界各地,那么文明时代的《山海经》记录的中华先民勘测全球的资料更加可信了。头脑僵化的人们再说少昊不可能去美洲和非洲,竖亥和大章无法测量地球周长,商代人不可能渡过太平洋......就成了“骄傲无知的现代人”,面对着辉煌的文化遗存,还诬蔑古人智力低下!

    中国各族使用80多种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俄罗斯族使用的俄语和塔吉克族使用的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朝鲜语被一些人划入阿尔泰语系,京语(越南语)被一些人划入南亚语系,但不是一致意见,一些语言的地位还未确定。比如“摩梭族”、“苦聪族”未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中央级媒体却一再使用,两种相应的语言为什么不能列入中国语言名称之列?四川的木雅人与西藏的夏尔巴经是党项族后裔,他们的语言是西夏语的延缓,应视为同一语言。不论是古代消亡了的还是如今知之甚少的语言,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人视外族、外国语为“夷语”,甚至加上反犬旁,今人方言隔阂同样成问题。我们要反思。地区对立不消除,融入世界便有意识上的障碍。

一、汉语的缔造者

汉藏语系包括:

1、汉语

2、藏缅语族

3、壮侗语族

4、苗瑶语族

整个语系的特点是:有声调,单音节语素为主,重叠式构词法常见,助词丰富。汉语作为世界上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中华文化长期是世界发达文化,所以汉语借词在许多语言中比重超过一半。除了晚一些的借词以外,不同语言还有同源词,是从原始母语中继承下来的,同源词往往是生活中常用的词,如人称代词、数词、身体器官名、天体名、动植物名等。汉语与藏缅语族同源词虽然不太多,却是两者同出一源的证据。例如:

(1)汉语“五”、“吾”古音相同,藏语里这两个词发音也相同,类似的还有:三与掺、八与别。由此可以知道汉字的意义演化(语义系统)和形声字的理论基础在远古已经具备,不然藏缅语族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2)太昊龙图腾,风姓。藏语“风”读音为lung.汉语的f在中古才产生,上古大约发pl。可见,说姓风,是龙图腾名称的发音,进一步推论,上古姓氏里的姓,可能都画图腾像,读有关动、植物或其它事物的名称。

(3)金理新论证,原始汉藏语使动形式加后缀-d,后来加前缀s-成了主流。如藏语skjeba发生,skjedpa使发生;汉语*kha枯,*khad竭(星号表示构拟形式)。汉语使用汉字,看不出词形变化,但从上古文献的读音可以知道,汉语确实是有过词形变化的,词缀与藏语相同。

汉语最初是粘着语,与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一样,名词要变格,动词有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命令式等不同形式,定语在中心词之后,宾语在动词之前。天哪!真会如此吗?是的,我们的语言原本如此。

在甲骨文里,第二人称代词“女”用在主位和宾位,“乃”只用在领位(所有格)。这说明两个词的区别是格的区别。“其”意为“他的”,也是所有格形式,如“谓其妻曰”。现在报刊上常有人写“其的”,文白混杂,语义重复。南方方言和藏语里的所有格助词ki,就是“其”,它在应用时有一些变体。

定语后置在先秦并不少见,现代汉语里也有。《礼记》说“大夫不得造;车马”,“马”不用造,“车”才用造,“车马”就是“马车”。《楚辞.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这是形容词后置,这是原始汉藏语固有语序的遗留,不少学者不肯承认,是不科学的。温州话有“菜咸”(咸菜)、“墙围”(围墙)、“鞋拖”(拖鞋),湘方言有“牛公子”(公牛)、“牛婆子”(母牛)。鲁迅先生的笔下,也有不少定语后置的例子。如:     (1)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藤野先生》)                                                

(2)她一手提着竹篮,内有一个饭碗,空的。(《祝福》)                                  

又如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不分”以下,做“人民”的定语。

汉语有文字记载以来,看不到动词变化和SOV语序一统天下的情形。龙山文化晚期,山东丁公陶文已是完整的句子,但没显示宾语与动词的关系。古文里,宾语是代词,又有否定词时,宾语必须前置。白话文里把字句(介词还有将、给等)很常用。极“左”岁月里的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都不能变成宾语在动词后的次序。上海话里,SOV与SVO语序都有,如“侬饭吃了否?”(你吃饭了吗?)

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在语法方面接近汉语。特征是:量词丰富,无词形变化,SVO语序。但是,这两个语族与汉语同源词极少,常用词几乎是固有词的天下,当然汉语借词再多,也与此无关。正由于这个原因,国外学者主张把这两个语族分出去,划入澳泰语系。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异乎寻常的强大影响,使华夏族的语言由藏缅语族变成了藏缅、壮侗、苗瑶语族的综合体。炎帝后期九黎族强盛,蚩尤雄踞中原。此时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军事、医药、天文学等。黄帝统一各部落后,九黎族既有融入炎黄联盟的,也有南下的。少昊后期,三苗再次崛起......苗蛮集团历来与中原交锋,以败绩居多。楚人强大起来,以苗蛮的身份参与缔造了汉族。在这几千年里,苗瑶、壮侗语族语言对华夏语言发挥了不止一次的影响,最关键的应在蚩尤时代。

语言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变是完全可能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语成为国家法定语言。元代统治者不肯放下架子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人在学习和使用蒙古语的过和中,把汉语SVO语序与蒙古语SOV语序叠加起来,于是产生了SVOV的特殊句式。《水浒传》有“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元曲《西游记》有“我乃是观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句末的“便是”是受蒙古语影响而增加的。《元典章》有“金银是钞的本有。”句末“有”字是蒙古语“是”字的音译。蒙古语的后置词包括格词尾也通过意译进入了汉语。如“马飞似跑”,汉语原有结构是“似”在喻体前。“似”不是格助词,其结构沿用下来,真正表示“格”的词如:“但是来的和尚都管底上头,唤‘都僧省’。”(少林寺圣旨碑)其中“上头”表示对象。还有“根底”、“上”表示对象,“里”表示行为的依据,“上头”也表示原因。这些结构与SVOV结构到了明代,就渐渐消失了。应该指出,梵语、女真语等语言早就对汉语施加过这种影响,但没有生命力。

美国印第安人的莫哈克语,是黄帝时代的活化石。这种语言使用的语序为SOVO,宾语在动词两边对称分布。这在多层动宾关系的句子中十分麻烦,但为什么保留下来?我认为黄帝与炎帝同宗共祖,固有语言是藏缅语族的,SOV句式,宾语在动词后边重现,应当是受九黎族影响,正如蒙古语对汉语产生影响。迁往美洲的易洛魁人保留了迁出时的语言特征,而在故土的SOVO句式早已消失了。

 古今文化网:http://www.mondlango.com/kulturo/